 兩會結束，他升任副總理。他有深厚的學術素養，還有稀罕的紅色基因，且無論官方還是民間，都聲望頗高。他被人稱為“中國經濟政策的核*心智囊”“未來中國經濟發展的理論操盤手”…… 1、父親在文革中自殺時，劉鶴15歲。 1938年4月，在國立北平研究院負責庶務的劉雨樓受副院長李書華之命，準備由上海撤往云南。 這段行程頗為周折，要花掉兩周時間：由上海碼頭乘法國郵船，兩天后到香港，短暫休整后，乘船到越南海防，又經嘉林到老街乘車過河，再由開遠到達昆明。  四十年代的劉雨樓 劉雨樓本名潤春，字雨樓，河北省昌黎縣兩河村人。光緒十四年四月二十四日生于兩河村一個農民家庭。他的父親劉冠儒是一個種地的好手，靠務農掙下了一份家業。 雖然劉雨樓在家鄉讀了幾年私塾，有志于學問，但是劉冠儒并不看重讀書，在十三歲時就早早給劉雨樓娶了妻子謝靜宜，想要拴住他在家乖乖打理家業。劉雨樓對此十分苦惱，最后他的丈母娘見他志向遠大，于是變賣了自己的田產，供他上了永平府中學堂及大清銀行專修科。 在永平府中學堂時，劉雨樓的同班同學中，就有后來鼎鼎有名的李大釗。 從大清銀行專修科畢業后，劉雨樓投身了金融業。先后在大清銀行、中國銀行、邊業銀行、農工銀行、東萊銀行供職，曾在大連、青島、天津和北京等地任銀行分號的襄理，乃至經理等。 那時他不曾想到，他的孫子劉鶴，也會踏足經濟，并且有一天將會對中國的經濟產生舉足輕重的作用。 后來劉雨樓因為得罪了上司而被迫離職，在同學、國立北平研究院副院長李書華的介紹下進了研究院。先當會計課辦事，后來又擔任起代理庶務課長，兼代總辦事處文書。 2、劉雨樓育有兒女四人，長女劉植蓮，次女劉植蘭，兒子劉植巖，三女劉植荃。 他唯一的兒子劉植巖生于1918年2月7日，劉鶴便是他的兒子。  劉植巖 劉植巖是老共產黨員。“九一八”事變后，尚在北師大附中讀初中的劉植巖，就與同學在學校圖書館墻壁上辦救亡墻報，積極投身愛國救亡運動。 1935年他和一些高中同學參加了共產黨的外圍組織——民族武裝自衛會和“社聯”，同年又參加了“一二·九”學生運動。1936年就加入中國共產黨，擔任了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第五區隊隊長。 劉雨樓知道自己兒子在鬧革命，他曾在日記中寫道：“欲寫信給植巖，而其行蹤似有離開晉城之勢，十有八九不能收到。欲不寫則心中不能擱置，惟有不管收到與否，姑寫之寄之而已。” 抗戰時，劉植巖先在平津流亡學生中進行抗日救國宣傳活動，后受組織派遣到孫殿英部從事舊軍改造工作，任中共支部書記、工委書記。 1939年，劉植巖奉命參加太岳抗日民主根據地的開創，1940年起，先后擔任太岳區委宣傳科科長、第一地委書記兼太岳區第一軍分區政委，岳北地委宣傳部部長兼屯留縣委書記、地委組織部部長、地委書記兼軍分區政委等職。 解放戰爭時期，他擔任岳北地委書記、運城地委書記，西北局工委委員，太岳軍區第十三軍分區政委，晉綏十一地委書記兼十一軍分區政委等。 1949年5月，劉植巖被調回北京。先在中央政策研究室，后出任政務院參事室參事、人事部第三局副局長、第一局副局長。1952年秋天，又被調到組織部任干部管理處副處長、干部管理處二處處長等。 劉植巖是中組部比較有名的“筆桿子”。不少文件、報告、社論都出自他的手筆。例如《關于審查干部的決定》，《關于處理黨員干部歷史上被捕被俘后所犯的各種錯誤的意見的報告》，《中央組織部給中央的工作報告》等等。 劉植巖擅長寫作與家庭氛圍有關。父親劉雨樓酷愛舊體詩，常在家吟詩作對，任職的國立北平研究院，也是民國有名的學術機構。劉植巖的大姐劉植蓮畢業于北平大學女子文理學院英國文學系，后來化名雷妍成為淪陷區有名的女作家。  30年代的劉植蓮（雷妍） 劉植巖自己也愛寫詩，1937年的第1期《新詩》上他發表過一篇《喟》： 是大霧中旅人的來臨嗎 在那被陽光照成橘色的迷霧中 他吹響了一支蘆葦 像火焰 紅的 黃的 燃燒在薄暮的森林中 幻異地訴說憂愁的故事 1958年7月，劉植巖被中組部下放到云南，任昆明市委書記、云南省委常委。1961年西南局成立后，他先后任組織部部長、秘書長、書記處書記等。 直到文革席卷而來。 文革開始時，他被任命為西南局文革小組組長。但后來劉植巖被認為是劉少奇、安子文一系，不久就被“打倒”，成為“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”，“鎮壓西南地區革命群眾運動的劊子手”，遭受了殘酷的批斗。 在當時的一份造反派小冊子中寫道：“以李井泉、劉植巖為首的西南局，不是承認錯誤……對他們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下的這一滔天罪行，我們必須徹底清算！”這本小冊子中，甚至還有他的“供詞”。 1967年12月12日，不堪其辱的劉植巖在成都錦江賓館9樓的關押地點跳樓自殺，終年49歲。 父親自殺時，劉鶴15歲。 3、劉鶴畢業于著名的北京101中學，這所學校是在革命老區創建并遷入北京的唯一一所中學。1951年，經周恩來特批從河北張家口遷至圓明園南側，生源多是高級干部子弟和烈士孤兒。 1969年他到了吉林下鄉插隊，第二年幸運加入了“萬歲軍”38軍。三年后，劉鶴退伍，回北京無線電廠做了一個工人，后來轉為干部。 文革結束后恢復了高考，劉鶴成為文革后中國首批大學生，在人大讀工業經濟系。他曾在2008年撰文回憶：“30年前我們以驚喜的心情邁進大學，趕上了時代的末班車。” 1988年，劉鶴進入國家計劃委員會，1992年至1995年又留學美國，獲得了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公共管理學位。 作為學術型官員的劉鶴，一直都不夠閃耀，普羅大眾對他知之甚少，更何況美國人。在美國人眼里，劉鶴一直是那種普通的文職官員。 直到2013年5月，美國國家安全顧問Tom Donilon在北京參加中美高峰會晤時，最高領導人指著自己身邊一位身材高大、有著學者風度、頭發花白的人說：這是劉鶴，他對我非常重要。 此后，美國人開始把他當作中國的最高經濟顧問。 五年后，他成了副總理。 多年前，他曾在自己的一篇文章《沒有畫上句號的增長奇跡》中寫到“甚至到了今天，還有人懷念文化大革命帶來的平均主義貧困和那時享有的精神特權，但是中國已經向前邁出了不可逆轉的一大步。” (責任編輯：曉歌) |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