 富弼自入仕途，便立下正直自律的原則。當時山東一帶兵變，盜賊屢侵百姓，縣官卻不敢平亂，反而以禮相送，富弼向范仲淹直言：“這些州官拿著朝廷俸祿，卻姑息養奸，應定死罪。”范仲淹解釋：“地方政府兵力不足，貿然圍剿，只能勞民傷財，這是權宜之計。”不料，富弼據理力爭。有人勸富弼：“你太過分了，難道忘了范先生對你的大恩大德？” 富弼沉著應答：“我與范先生交往，乃君子之交。先生舉薦我，并不僅僅因為我與他觀點一致，而是賞識我遇事敢于發表自己見解。我報答他就不能放棄自己的主張。”范仲淹事后嘆曰：“富弼不同俗流，頗有主見，這是我賞識他的原因。” 富弼在慶歷二年出任知制誥，他發現官吏有偽造僧侶名冊，以圖其私。富弼當即參奏，請予嚴辦。此事涉及宰相呂夷簡，但富弼并不害怕。呂夷簡想報復富弼，經過調查，才知富弼一身正氣，從未有逾矩之舉。這時正好遼國進犯，呂夷簡就極力推薦富弼出使虎視眈眈的遼國，眾臣皆知呂之險惡用心，宋仁宗也為富弼出使很擔心，富弼對宋仁宗說：“君父之憂，臣子之恥，臣不敢吝惜生命。”宋仁宗趙禎大為感動。 富弼出使遼國，不卑不亢，有禮有節，維護了北宋政府的尊嚴，他“謀動三國”，奠定了宋、遼、西夏三國鼎立之格局。由于富弼“以一言息南北百萬兵”，宋仁宗給他升官，富弼卻拒絕：“國家有急，義不憚勞，奈何逆以官爵賂之？” 富弼曾參與范仲淹、韓琦、歐陽修的“慶歷新政”，新政注重三點：一是官員任職五年后，必須經過嚴格考核，才能升遷。二是限制高官濫薦子侄入仕的特權。三是推行均公田之法，嚴厲清查皇親高官隱匿的田產財富。這幾條改革把諸多大臣都得罪了，宋仁宗頂不住壓力，范、韓、富、歐陽被貶為地方官。宋神宗時，王安石推行新法，那些堅持“慶歷新政”的大臣一致反對“青苗法”。王安石本意是讓農民在青黃不接的春天，官府以較低利息,開倉借給農民，待秋收后農戶再還給官府。為推行新法，貸款人數與還款率成了考核地方官員的硬指標。但地方官為完成任務，卻不給貧困戶貸款，而是向富戶攤派，而富戶則以更高的利息借給貧民，加重了貧民的雙重負擔。王安石推行十戶一保制，一戶借錢，十戶一起擔保。這樣一推行，引起民怨四起。由此可見，富弼支持“慶歷新政”是對高層特權下手，而王安石變法雖有益于國家財政收入，但執行的官員卻從本已窮困的百姓身上找錢。更讓富弼擔憂的是，一批表面擁護新法的奉承拍馬之徒得以高升。 80歲富弼去世時，他對王安石啟用小人很憂慮，他的遺奏是：“盼望陛下采納忠言，遠離邪臣，停止戰爭，讓百姓得到休息，識別君子與小人的界限。”富弼歷經四朝，當時士大夫所言“四真”之譽：真宰相富弼、真翰林學士歐陽修、真御史中丞包拯、真學士胡翼之。蘇東坡這樣評價：“韓、范、富、歐陽，此四人者，人杰也。” （曉 歌編輯） (責任編輯：曉歌) |
